抗击疫情：古老的智慧帮助抗击流行病

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对人们应对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2月，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湖北省武汉市进行实地调查后，助理总干事Bruce Aylward说，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表现出非凡的集体行动和合作精神。

这位加拿大流行病学家说:“在每座摩天大楼的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响应这一号召。”

视力在最近一期中国由中国日报和清华大学,Aylward说中国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嵌入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他们的经验在打击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非典”,2003年爆发的关键元素应对病毒。

欧中论坛创始人戴维?戈塞特表示，在如此一致和快速的反应中，“文化因素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说传统价值观受到儒家思想的启发……帮助中国抗击COVID-19。

虽然文化在塑造全球对事件的反应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评论家们却低估了它。

“文化不像经济动态、甚至政治结构或过程那样显而易见，但它却决定了个人的行为。”

学者们认为，传统哲学中的四大因素——大一统、家国同沟、孝道和天下——影响了国家对大流行的反应。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里奥·卡沃洛说:“在对成就(与大流行的斗争中取得的)根源的价值观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推动价值观、态度和最终推动我们行为的历史根源。”

他说:“例如，在欧洲，我们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伦理和宗教，而一些国家更喜欢后现代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戈塞特说:“作为一场重大的全球危机，这场大流行揭示了我们现代化的许多方面，当然，世界并不是文化统一的。它确实应该被理解为几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并存。”

伟大的统一

儒家的大同观念意味着对团结的共同追求或尊重。它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学家，由哲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详细阐述。

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开始，中国古代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儒家文明的成果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教授余志平说:“这种影响今天在中国仍然可以感觉到，它帮助中国人民赢得了冠状病毒战争。

“大同概念，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使这种前所未有的全国范围的资源动员成为可能。”

自1月23日武汉实施戒严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疫情动员力度空前。

两天后，在习近平主席的指挥下，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立。1月27日，由副总理孙春兰领导的中央工作小组被派往湖北视察工作。

2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了一项援助计划，由19个省份向湖北的城市提供支持。

根据官方数据，大约43000名医务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这个省。

2月初，火神山和雷山两家可容纳2600张床位的临时医院迅速建成并开始治疗COVID-19患者。

在武汉的努力之后，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减少人员流动。

加拿大政治学教授丹尼尔·a·贝尔表示，中国人民从抗击非典的经验中认识到，当社会秩序面临严重威胁时，需要一个强大、集体、高效的政府采取果断行动。

山东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贝尔最近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

上个月由社会研究机构Blackbox research和消费者情报平台Toluna发布的全球危机感知指数支持贝尔的评估。调查发现，在23个国家中，中国的得分最高，在满分100分中得到85分。

这项调查从4月3日开始进行，历时16天。受访者被要求根据四个关键指标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排名:国家政治领导力、企业领导力、社区和媒体。

家庭和国家

除了举国体制外，贝尔还强调了中国人民抗击病毒的合作精神。

他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民觉得有义务为家庭和国家服务。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于说，这就是“家国同沟”的理想，这意味着家庭是国家的缩小，而国家是家庭的放大。

他说:“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有权做决定，孩子应该服从父母。”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国家当成我们的家人，当政府宣布对致命的肺炎开战时，数百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公务员、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第一线。”

余说，中国人继承了古老的智慧，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愿，愿意牺牲个人自由，为了共同的福祉而吃苦耐劳。

“像武汉这样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锁，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公众的支持和服从政府命令的意愿下，中国成功了。”

贝尔说，为了暂时牺牲一部分自由和隐私，人们内心深处的儒家文化愿意遵守政府的隔离措施，因为他们相信当局会做出最好的决定。

武汉的封锁实施后，所有的公共交通和商业活动都停止了，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以减少病毒的传播。上个月解除了封锁，香港的商业逐渐恢复正常。

对武汉采取的措施的一致回应证明了一句中国谚语:“万众一心，可以登上泰山。”(泰山是山东泰安以北的一个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地标。)

贝尔说，在危机时期，“与个人取向相比，集体主义取向有其好处”。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和海外华人捐赠了口罩、手术服、护目镜等急需的防护装备，以支持疫情防控措施。

全国数万家制造商迅速重新配置了生产医用口罩的生产线，以满足国内外不断飙升的需求。全国口罩日产量从1月25日的800万个增加到2月29日的1.16亿个。

与此同时，包括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在内的科技公司开发了一些应用，帮助公众应对“禁闭”。

欧中论坛的戈塞特说:“中国治理的有效性，加上个人把集体责任放在首位的文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应对高度危险的局势。”

孝顺

随着疫情在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许多国家鼓励老年人和有严重疾病的人留在家中，因为他们面临着更高的感染COVID-19的风险。

由于世界各地的医院无法应对需要治疗这种疾病的患者人数激增的问题，人们开始争论医生是否应该优先考虑年轻患者。

然而，贝尔说，在中国这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孝道为核心美德的国家，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老年人免受疾病的侵害。

孝道，或“孝”，意味着尊重、服从和照顾老人，在古代权威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和《孝经》，以及孟子的著作中都有强调。

孟子有句名言:“尊老如敬老;爱所有的孩子，就像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卫生治理教授唐贝说:“这一美德一直是中国应对COVID-19的主题，其中包括竭尽全力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检测和治疗，无论他们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是重中之重。

唐说:“这是以人为本，是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伦理要求。”

这位教授说，中国对大流行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古老的伦理哲学，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唐在《尚书》中写道:“民为邦本，民治邦本，民治邦本，民治邦本。”根扎得牢，国就静。”

截至4月6日，住院治疗COVID-19患者的平均总费用为21,500元(3,038美元)。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重症患者的平均最低费用为15万元，一些重症患者的总费用达到100多万元。所有这些费用都由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和政府预算支付。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武汉已经登记了超过5万名患者，其中约2500人年龄在8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康复患者108岁。

全球社区

中国在照顾本国公民的同时，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帮助。

疫情的突然爆发提醒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紧密相连，社会前途命运休戚相关。

共享未来的概念类似于天下的概念，它体现了一种植根于儒家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全球公共视角。

孔子在由苏格兰汉学家詹姆斯·莱格翻译的《礼记》中写道:“当追求宏伟目标的时候，一种共同的精神统治了天下。”

来自中国与全球化中心的Cavolo在中国生活了20年，见证了中国在辽宁省省会沈阳抗击疫情的过程。

这位意大利裔美国人仍然深切关心他在美国的家人和亲属，他说:“本质上，我们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都是这个光荣社区的一员，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塑造这个社区的行为负责。”

这个社区超越了种族或主权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面对大流行时面临着团结一致的挑战。”

习主席曾多次提到，儒家理想社会的理想世界是一个和谐与合作的世界。

2015年,习近平走上讲台在联合国的“与人类共享的未来社区”。他后来对此进行了阐述，说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安全、繁荣、开放、有序和包容的世界。

5月18日,习近平宣布在虚拟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在两年内,中国将提供20亿美元帮助COVID-19响应和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病毒的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习还表示,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支持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副主任Igor Shatrov俄罗斯的国家研究所现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告诉新华社,流行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人类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因此它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全球威胁”。